（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朱羿 2021年08月09日 07:55）
新材料催生新学问，也同样发展旧学问。8月7日，“首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邀请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共同围绕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状与前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新材料日益丰厚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王国维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不仅是我国历史留下的重要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员张德芳表示，以简牍、敦煌文书为代表的出土文献记载着我国古代关于历法药典、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流、军事防御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信息，是人们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发展与古人生活的重要窗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军事等各方面佐证材料，极大地补充《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记述上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简牍的刻本文献和帛书、纸张的写本，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理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认为，以甲骨文、金文、简牍等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文字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基础学科，极大地拓展了语言文字研究的空间。无论是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是现代的词汇学、语法学，在研究汉语史时都无法回避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出土文献研究发挥的独特作用。
简牍、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的整理校正，是一项异常艰难的研究工作。与会专家提出，对古文献的校正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在辞义考释和内涵探究上提出较多言之有据的新见解。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简牍等文献资料内容庞杂，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整理，以回归历史真实和语境真实。同时，要结合最新前沿科技，加强简牍材料的数字化采集，以便更好研究、展示和利用简牍等出土文献。
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并形成历时的完整序列，汉语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我国语言文字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王贵元看来，大量简牍、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整理与刊布，必将有利于人们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地认知我国语言文字，促进语言文字研究理论及方法的创新发展。
研究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与会专家表示，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把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这些“冷门绝学”发展好，构建起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
“冷门绝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年认为，汉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跳出西方理论的束缚，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加强语言文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协同研究，进而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
2020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为简牍学、敦煌学等“冷门绝学”注入了强劲发展动力。王贵元表示，语言文字研究要坚持材料先行。从汉语言文字材料本身出发，通过对文献材料的认知、解读来洞察文字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
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是基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赵长才表示，要加强甲骨学、简牍学等这些“冷门绝学”的人才培养，搭建广阔的学术平台，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到古语言文字研究中来，不断提升“冷门绝学”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学术影响力。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编辑部、甘肃简牍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
《出土文献研究展现新气象》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8/t20210809_53524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