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与古典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先秦文学与文化、诗赋研究上造诣深厚、影响巨大；其楚辞学研究更是成就卓著。同时，他还在西北地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
今年8月，赵逵夫先生接受了全国权威杂志《文艺研究》的专访。《文艺研究》第10期全文刊载了访谈内容。访谈分为成长经历、《楚辞》研究、先秦两汉文史研究、宋前戏剧与西北民俗研究、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治学方法六个方面，比较全面、深入地展现和概括了赵先生的求学经历、研究领域、主要学术成就和治学理念。阅读访谈，不仅有助于我们更近一步地了解赵先生的为人，走进他的学术世界，而且在学术规范、读书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给予我们诸多启发。
在访谈中，赵先生谈到自己热爱古代文学和文化，一方面得益于家庭的熏陶，从小养成爱读书的习惯，痴迷于读书，“在支农、校办工厂劳动和给家里打面、磨面时都带着书。这个嗜好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方面得益于老师的培养。他深情地回忆彭铎、郭晋稀、陈涌、尤炳圻、李鼎文、支克坚等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深切缅怀郭晋稀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郭先生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对我们亦有陶冶喣育。他对我学术方面的影响，主要在理念和方法上。郭先生眼识很高，要求我们多读些根柢书，要求读原著，读全书，重视一些大家通才的论说。”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和无限的热爱，加以名师的熏陶和指点，以及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勤苦钻研，使赵先生在楚辞研究、先秦两汉文史研究、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诸多领域成果卓著、成就斐然。
赵先生为楚辞研究名家，其代表性的著作有《屈原与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这两部书因令人信服地考订屈原的家世、生平问题以及对屈骚艺术成就的系统深入分析而饮誉学界。《屈原与他的时代》主要探讨屈原的家世、生平、思想、政治主张、盟友、政敌以及屈原所处时代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文学的继承关系、发展概况等问题。赵先生说，“我希望在宏观的指导下，通过对一个个微观问题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从而对屈原及其时代得出尽可能全面、可靠的认识。”赵先生的研究，从历史文献、文物考古、音韵、文字、地理、民俗等多方面进行论证，以确凿的证据确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的疑惑，推翻了一些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维护了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赵先生谈到他研究屈原的缘起时说：“读研究生时，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回应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楚辞学泰斗汤炳正教授评其“以熊渠长子伯庸为即《离骚》之‘伯庸’，发前人所未发，确为精辟之论。这个新的突破，为屈赋研究立了一功。”日本老一辈汉学家、国际著名楚辞学家竹治贞夫教授评其“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面对诸多赞誉，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真理。我希望尽可能地靠近真理，一方面尽量发掘、发现新材料，寻找更多的科学根据；另一方面据目前的已知条件，要求所得结论能上下左右贯通无碍。”
赵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史研究方面也是成就卓越。这些研究多就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论证，或解决疑难问题，或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从整体上深化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他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第一次对我国先秦时代从夏初至秦末的所有文学作品，包括各种韵文和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整理，确定其真伪，并对时代及作者等进行了考订，对汉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这项创新性很强、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填补了目前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没有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空白。该成果被收入“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文库”，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读赋献芹》则从精细研读大量的辞赋文本出发，对赋的起源、文体划分、文本校理、赋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矇瞍俳优在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俗赋的起源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多所创获。其论文《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不仅从文献角度发覆索隐，而且结合文物考古，联系民俗进行探讨，对诗的采集和《诗经》成书问题进行了比较完满的论证，结论令人信服，广受赞誉。
赵先生在文学基础文本的研究和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他针对先秦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适时地启动并完成了“全先秦诗编年辑校”、“全先秦文”、“先秦文论全编要诠”三个重要课题，旨在对先秦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基本文献。《全先秦文论全编要诠》旨在系统考释梳理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该书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全先秦诗编年辑校》在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卷》的基础上，穷尽性地搜罗先秦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的先秦诗歌，打破先秦诗歌现有格局，将《诗经》、《楚辞》、逸诗一并依照时间先后，考订年代、校理文本，使一编在手，可明确先秦诗的全貌，且知几千年中诗歌发展演变之轨迹。在编纂《全先秦文》的基础上，赵先生联合全国高校、科研单位的40余位学者，对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进行重编。该课题获得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全书预计约两千万字，大约是严可均之书的两倍，将于2016年全部完成。由赵先生主编的《历代赋评注》，将历代有代表性、有思想意义和较高文学价值的赋作选出来，然后再加以注释和品评。全书七卷，四百二十多万字，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历代赋注评本。该书201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获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
赵先生还十分关注甘肃地方文化研究，为甘肃文化建设不遗余力。他自觉地将研究工作与地方文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实现学术与现实的对话和良性互动。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先生就对敦煌语言文学，尤其是敦煌俗赋、变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在简帛研究方面，也有覃思精研的成果问世。赵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和甘肃境内的考古发现、远古遗迹的考察成果，对伏羲文化、陇南上古氐人与形天神话，周秦文化交融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等课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完成文化部《中国节日志·七夕节》项目；出版了《西和乞巧歌》、《西和乞巧节》、《牛郎织女》（小说）等著作；《历史的投影——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的传播与分化研究》两书也即将出版。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论证了织女的原型是以织闻名的秦人的始祖女修；牵牛的原型是见于《山海经》的周人远祖叔均。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牛郎织女传说”。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成西和县被全国民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并使西和县乞巧民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先生提出的西和乞巧风俗是古老秦文化的遗留的观点，得到全国著名民俗学家刘锡诚、乌丙安、陶立璠、柯扬等学者的认同。
赵先生在戏剧史研究，尤其是宋前戏剧史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持续的关注。特别是《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等论文，在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在《公莫舞》歌辞校理和角色标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他文章，也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推进或有深入，在古代戏剧史研究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有助于深化宋前戏剧史的认识。
赵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与他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学术理念和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学术规范和态度上，他一直提倡“守正出新”。他反复强调，“所有研究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突破更是如此。研究需要推进，不过必须遵循科学规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所以，“创新需要勇气，守正也需要勇气。我以为学术研究在强调创新的同时，还应强调守正，要做到在守正前提下创新。”在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上，赵先生力倡“通盘研究”。所谓“通盘研究”，“就是要对相关问题都加以探讨、了解，一方面检验自己提出的看法能否成立，另一方面对有关问题和当时的背景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再写论文发表。这样，虽然所谈可能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但它在当时历史、文化的时间、空间坐标上和事件发展过程中是有确定位置的，与相关的人、事并不冲突，对它的看法的延伸，还可能会展现出一些未被认识、未被意识到的现象。也就是说，它显示着一种潜在的系统。”要达到“通盘研究”的境界，要求平时读书和研究时处理好“专”和“博”的关系，使其“会通”。赵先生主张“知识面要宽，但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不是毫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而是以专为中心达到博，在博的基础上达到不同重点的专。”“具体来说，研究工作中搜罗各种有关的书来读，是孤军深入；平时补读、重读一些相关的常见书，是巩固根据地。前者往往表现为线形，其延长没有限制；后者则是基础，是面的中心部分，包括了点、线的主要部分。学术上的突破，无论来自逐步摸索还是来自顿悟，都是学问会通的结果。只有知识面宽，才能在解决某个问题时，广泛地同很多相关的事物、现象、理论联系起来，得出恰当可信的论断。”
如今，赵先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笔耕不辍，滋兰树蕙。在缜密严谨的学术研究中，赵先生涵养出了淡定从容的人生境界。相信今后先生还会不断有更厚重、更富创造力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