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简介
敏春芳，女，回族，生于1969年7月，甘肃省临潭县人。1990年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94-199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训诂学家郭芹纳先生学习训诂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2006年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学习，师从著名敦煌学家郑炳林先生学习敦煌文献学（含文字学），并获史学博士学位；2009-2012年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为汉语史专家曹广顺先生。
现为兰州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萃英学者（三级）。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首席专家，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宝钢优秀教师”；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等。
二、重要创新成果及其科学价值
第一，西北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
西北地区是语言研究的富矿，我们就地取材，连续多年深入西北民族地区进行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的语言调研，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了富有特色的西北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发现了有价值的语言接触现象，并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代表作品《语言接触与有语言演变》，以及发表在《中国语文》《方言》《民族语文》上的系列论文。
学术贡献：开辟了“西北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领域，已召开三次与“语言接触有关的”国际专题研讨会，有力推动、推广了西北地区的的语言接触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历时十年的“甘肃方言调查”及《甘肃方言研究丛书》（三个系列）的撰写
团队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李蓝研究员带领下，在西北师大雒鹏老师参与下，于2013年启动了“甘肃方言调查”项目，2015年完成了甘肃全省87个县区市级方言点的实地调查，2017年的两年时间，完成了所有调查材料的转写工作。从2018年开始，以这些调查材料为基础，撰写“甘肃方言研究丛书”三个系列，共15部著作。团队已完成第一个系列《甘肃方言字汇》（朱富林）《甘肃方言词汇》（雒鹏）和《甘肃方言语法》（敏春芳）的撰写。
张文轩先生在（2020）年指出，“甘肃方言调查研究”及其“甘肃方言研究丛书”的撰写“是一个浩大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甘肃方言大普查，而且比上次普查规模更宏伟，内容更厚重，产品更丰富。它是甘肃方言调研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对比上次普查结果，可发现 60 年间甘肃方言的演变实况，为多年以后的甘肃方言研究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参照体系。(张文轩《甘肃文史》季刊 2020 年第 1 期)
第三，敦煌文献、民间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整理与语言研究
除了历史文献、敦煌文献的语言进行研究外，近几年对珍藏在民间的宋元时期的经堂语、域外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研究。
发现了新材料并提出了新说。认为经堂语的语言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西北汉语方言颇为相似，是跨方言使用的，因此它不是一种方言，它也不是外来语，而是汉语的变体。
论文《“经堂语”特殊语法形式研究》（《中国语文》）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语言文字学》2017年第1期），并获“甘肃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治学语言学的坚持与求索
我的学术成长经历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两次转型”。
第一，硕士阶段：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硕士阶段，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汉语史专业，师从郭芹纳先生。三年的研究生阶段转瞬即逝，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在资料室读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的硕士论文是《史记词语疏证》。《史记》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凡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通读一遍，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只有坚持，让坚持成为一种习惯，才能有新的学术发现。郭芹纳先生告诉我们，刚开始进行词汇研究，要先从词汇的个案考证入手，一个个由点到面、解剖麻雀。学理出身的我，对语言现象还比较敏感，尤其是治训诂学。解释一个词正如解答一道数学题：求证、溯源、通文、祛惑，环环相扣。求证就是求得正确的解释，溯源就是要追根溯源，寻找得义之由；通文就是验证，既要揆之本文，也要验之他卷，祛惑就是匡谬补正。这是训诂学的最高境界。硕士阶段的坚持不懈，为我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博士阶段：从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转向敦煌文献语言研究
博士阶段，我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师从郑炳林先生。博士阶段，我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从传统语言文字学转向敦煌学。
敦煌学是个框，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敦煌文书数量可观，它们或存储于洞窟，或埋藏于地下，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语言材料。这批新材料给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郑炳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当年先生立志要彻底改变“敦煌在甘肃，敦煌学在国际”的状况，事实证明：他已经做到了！他是学生们的榜样！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了一千多张卡片，对所做卡片要分类，否则会为一个例证冥思苦想，如大海捞针一般，那种境况是很痛苦的，甚至有点恐怖。那时《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都没有电子版，只能先做卡片，再查字典辞书，然后录入电脑，最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简单程序的重复，觉得自己快要吃不消了。我想，当一个人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而达到极限的时候，他是孤独的，更多的是难过……一个人也只有在彻底孤独的环境里，才能进行真正的创造工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蒋勋说：“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所言极是。我们只要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把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专家、赢家。因为学术研究要不断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需要温故知新、精益求精，最终才能推陈出新。
博士阶段我开始踏踏实实，一篇一篇地打磨文章。每一次的修改打磨，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单次的进步都可以忽略不计，但“积跬步”可以“至千里”，慢慢地，我的科研与写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即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和必须经过的过程。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至少需要花一万小时。一万小时，按照每天5小时算的话，大概需要6年的时间。每当我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读读乾嘉学者的成长经历和治学故事，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决心。“说文四大家”的段玉裁开始作《说文解字注》时四十岁，历时三十二年，才完成了这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巨著；与《说文解字注》相伯仲的是《说文解字义证》，其作者桂馥和段玉裁同时治《说文》，也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乾嘉学者王念孙准备整理《广雅疏证》时已四十三岁，他为了能够保证质量和进度，每日疏证三个字，不许有一日间断，十年如一日，“竭精极虑”，十年而成，熔文字、音韵、训诂于一炉，被称作“语言学研究古往今来第一人”。我也一直相信保罗·戈埃罗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说的一句话：“当你全心全意梦想着什么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协同起来，助你实现自己的心愿。”曾国藩也给我们指明了做事的方法：“不断精进，一步步走，不要急躁，要慢慢熬！”
第三、博士后阶段：从敦煌文献语言研究转向语言接触研究
博士后阶段，我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西北语言接触研究，合作导师是曹广顺先生。博士后阶段，我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次转型，从敦煌文献语言研究转向语言接触研究。
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在西北，我想应该到学术研究的最高领域去深造，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我选择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语言学术研究的殿堂，做博士后。导师曹广顺先生因地制宜，慧眼识材！建议我“走出去”“走下去”，深入民族地区，看看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考察民族地区的语言接触现象……在先生因材施教的提醒与点拨之下，我选择了语言接触，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西北方言，揭示西北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人一生在苦苦寻找的，寻寻觅觅的东西，往往就在身边”。西北地区是语言宝藏，语言之间的接触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民族语向汉语借入大量词汇的同时，母语的干扰根深蒂固，始终存在。日本学者桥本很早就指出“北方汉语阿尔泰化”的现象。阿尔泰语系有些穿插在甘肃黄河和湟水的交界地带以及青海的部分地区，主要集中于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这五个甘青特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较少，来源不同、语言不一。而这五个少数民族说的都是蒙古语言，他们有语言无文字。蒙古语言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两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没有亲属关系的几种不同语言长期共处于一个地区，密切接触，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区域特征。我们将其称作“西北接触方言”。
这一阶段的研究与前两阶段有很大不同，要学很多新东西，要懂一点少数民族语言，要会田野调查，要学习语言接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次转型是十分艰难而又很有收获的。近几年，西北接触方言已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我也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我治学语言学的心得与经验有以下四点：
第一，夯实基础，练就一身真本事。将自己训练成为语言研究的全面手。夯实基础的前提是精读经典论著，学术的每一步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都要有一定的基础和出发点。硕士阶段我阅读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著作，阅读《十三经注疏》，阅读“说文四大家”著作，抄写《说文解字》和各类韵书；做笔记、做卡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得才会更远。搞学术研究是一件苦差事，更多的时候觉得很孤独、迷茫，甚至会伤心难过。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咬着牙坚持。
第二，广乏涉猎，打通界限。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好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我们的研究生招生方向分得很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我自己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并不主张分得太细，尤其是博士生的学习和培养，面要广一点，眼界要开阔一点。汉语史研究的领域不要分得太细。要重视汉语史研究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以及域外资料；要注意语音、语法、词汇之间的关系；要重视上古、中古、近代之间的联系；要把现代汉语方言和汉语史结合起来。学生的学术研究道路很长。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古今兼通、中西合璧，才能够在所研究的领域里有所成就。
第三，守正创新，不断发掘新材料。有新材料才能发现新问题。王国维先生对王力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真东西。”新材料要真实可靠，“无征不信”，自己要通过深入调查来获取。西北民族地区是语言研究的富矿，我们就地取材，连续多年深入西北民族地区进行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的语言调研，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了富有特色的“语言接触研究”的新领域，发现了有价值的语言接触现象，并进行了突破性研究，我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去研究西北方言，去揭示西北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这是我们的语言学研究独树一帜的地方。我们发掘的新材料，拓展了我国语言接触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了世界接触语言学的理论。当代接触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殖民地的接触语言基础上，缺乏汉语历时语言接触的支撑。西北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为世界接触语言学提供了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历时接触的研究个案，验证、完善、修正了现有的语言接触理论，揭示了语言演变过程中，语法化与语言接触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四，创新研究方法，利用好“三把刀”。传统“两重证据法”强调地上的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两重证据法”的理念早就在向“三重证据法”过渡了，这就是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以及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方言是一面镜子，是历史语言的化石，能弥补古代文献之不足，作为有声资料，极其宝贵。民族语言的研究尤其是西北民族语言的研究需要“三把刀”：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和分子人类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是通过语言的谱系树，判断两者之间是亲属关系还是接触关系。民族社会学要搞清楚操某种语言的人群的来源及其形成问题。如我们甘肃省东乡县的唐汪镇，有唐、汪二姓，是元明之际的汉族先后迁入唐汪地的。唐姓原籍四川柳树庄，有一部分人主动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教义；汪姓徙自山西洪洞县，先居于陇西汪家洞，约明代中期少数汪姓人再迁至唐家川。所以他们的语言底层是汉语，是汉语受到了东乡语的影响，并不是东乡语受到汉语的影响。分子人类学即生命遗传科学，分子人类学往往与语言的分类联系在一起，即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人群来分辨考察。这主要是指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DNA和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比如：关于东乡族的族源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兰州大学生命遗传科学院的谢小冬教授等，从群体遗传动态的角度探讨东乡族的族源，通过血样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东乡族的起源与历史上中亚色目人的迁入有关，而跟属于同一语系语族的蒙古人没有联系。所以，民族语言的研究需要科学的佐证。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和分子人类学。“三者”互相推求，有些复杂问题就如同拨云见日、水落石出，真相就会大白。
学习需要持之以恒，做学问亦要坚持不懈，力争“每日千字”！ 将坚持修成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