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学院邀请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为学院师生作题为《<礼记注疏长编>与古籍整理》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博士生导师丁宏武主持，数十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王锷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与母校西北师范大学的渊源。他于198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留校后进入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跟随李庆善先生学习古籍整理，从此与古籍整理结下不解之缘。王教授深情回顾了在母校工作期间整理古籍经历，强调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通过参与大型项目，积累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也深刻体会到学术研究中“先做后懂”的道理。
王锷教授详细阐述了《礼记注疏长编》的编纂缘起。他指出，编纂长编的想法源于导师的教导，旨在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的作业。在学术背景方面，经学近年来成为热门学科，大陆经学研究从2003年首次相关会议召开后逐渐兴起，如今已形成繁荣局面；同时，古籍整理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于长编的编纂方法，王锷教授从底本选择、文献选取、编排整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底本选择上，他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因其完整无缺且校勘精良。文献选取方面，他遵循“宁滥勿缺”的原则，从汉代到晚清选取了14家具有代表性的《礼记》注释著作，包括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清代方苞的《礼记析疑》等，这些著作涵盖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编排整理环节，王锷教授强调了凡例的重要性。他制定了详细的凡例，对底本选择、文献来源、标点分段、校勘方法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采用深度普及整理方式，对人名、地名加直线，书名加波浪线，但对“注”“疏”等术语不加标点，以避免误导读者；引号使用不超过三层，力求简洁明了。同时，他还介绍了与学生团队合作的工作模式，通过指导学生分工协作、多次核查，确保长编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在讲座中，王锷教授还分享了古籍整理的心得体会。他认为，古籍整理是一项繁琐而严谨的工作，需要具备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持之以恒的耐心。在整理过程中，要注重对细节的把握，例如对不同版本的校勘、对古代符号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他以自己整理《礼记》版本的经历为例，说明通过对宋元本的详细校勘，解决了许多文字差异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互动环节，师生们积极提问，王锷教授耐心解答。青年教师陈丹奇老师问及有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处理问题，王教授指出，出土文献研究需要具备传统文献学功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根据研究目的合理运用；对于裴文锋同学提出的古籍整理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王锷教授强调要根据文献特点灵活处理，保持前后一致。
丁宏武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高度评价了王锷教授的学术成就和讲座内容，指出王教授的研究体现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编纂长编的方法和经验对师生们从事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希望同学们能从讲座中汲取营养，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注重资料积累和方法运用，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事业贡献力量。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王锷教授的精彩分享不仅让师生们对《礼记注疏长编》和古籍整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大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必将对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讲人简介：
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历史文献研究》执行主编，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文献编”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经学、礼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文为在礼——礼学文献考论》《陇右文献丛稿》，整理《礼记注》《五礼通考》（合作），主编《礼记注疏长编》《学礼堂访谈录》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2），《五礼通考》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21）、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3）、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4）等，《曲礼注疏长编》《王制注疏长编》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21、2024）一等奖。